逃

 

文/麦巅

 

 

 

 

“社会”很“共同体”：作为与民族社会的总体构建起来的国家；作为组织社会生活的超媒介[i]的货币；作为各层次交往的通用工具的语言。

社会越来越“共”。即便是在两个看起来处在对立两极位置的范畴之间也能轻松地找到共通之处。华尔街的职员与占领者或许正使用非常类似甚至完全相同的方式做决定，譬如（修定的）一致决议（modified-consensus）；职员与占领者都试图在各自的场所里进行“日常生活”的实践，前者试图在办公室里形成轻松、亲密、具有家庭氛围的工作社区，后者则展示了基于日常生活、努力形成另类社会关系的社区，两者看起来都在努力去等级制化。当然，抛开这一种共享的组织形式，在别处，这两者的会被划分入截然不同的类属，至少就目的而言，前者为着激发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创造（创新）力，另一种则仍然着眼于对“旧制度”进行批判。旧制度？爱讲黄色笑话的齐泽克在此正经地提醒，旧制度实际上已经更新/创新了[ii]，它正朝着“无摩擦”（frictionless），朝着“共”（common）扩散。意大利自治主义者 Paolo Virno（保罗·维尔诺）在他的论述里点头同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向非物质的符号生产的新领域挪动，它正在捕获共享的知识或“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交流与合作，其更新过的制度正大方地向自治敞开越来越多“空间”。这对立者之间“共”的重叠，同样开始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进行掠夺性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开拓进路。

这种神秘的操作手法，同样也发生在资源（的再占领）领域，尽管它声称，这只是制度“改革”时发生的剧烈“摩擦”。但，低头看看我们的脚下（此刻我所指的是“城市化”触角所及，租金陡涨的城边村），会发现这里正发生的拆迁，也正朝着这样一种“共”的方向转变：土地被资本化，村庄（一个由自我言说的《宪法》定义的村民自治体）被变形成股份公司，土地领种者被变成第二阶领取租金的股东，与位于第一阶的政府——齐泽克眼里这个最棒的（国家）管理资本主义的管理资产阶级——不平等地“分享”投资利润。摩擦的焦点在于流转租金的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必要的话，各种暴力会聚合在各种的刺点周围，将之清除。这些刺点，除了“钉子户”，有时候还包括，比如，试图以直接的民主、一致决议的形式（或“实验”）组织起来的、持有形形色色观点的形形色色的反对者——环保主义者[iii]、民主追求者、女权主义者，以及（工团的或者市场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他/她们很难楔入这一自身被排斥在外、被限于“利益直接相关者”[iv]范畴内的斗争。只有记者在此时被期望能够承担某种“救世主”的角色——揭露土地租金分配过程中的黑幕——记者“努力”了，但——当然——无关乎土地转型本身。

就地生长出来的“景观”，除了将村民先前寓居之地陡然变成现代化了的设施，还将这一转型过程中的暴力与——这里尤其是对所谓的外部介入者而言的——诸多难题遮蔽，这个从未停止过声称要实现“现代化民主”的社会的记忆，在景观的阴影投下之后，似乎便彻底消失了正在这一块土地发生的一系列冲突里：政治与资本—国际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的联合与冲突；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资本与农业；信息审查与公开；自由与专制；私人与公共；环境破坏与保育；暴力与分化；强者与弱者；村社人际关系与等级制等等等等。辩论在逻辑里，在别处进行。而“国家”——“市场”的合作，正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文书与合同（再次强调：也包括暴力），完成村民的身份重新划分，分配租金，建立所谓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亦将苦力工人（农民工）与建筑师、娱乐创意设计者、艺术家等等可以通称为“智识劳工”的阶层安排、融合成同一个合作体系进行生产，借此使景观蓬勃生长。进一步地，景观通过媒介自我再现，将自己描绘为能够容纳，更重要地，能养育身心的“公共”之物。在与东湖有关的同一类例子里，湖区周边的开发，依据土地开发者的广告，它为“市民”提供了共享同一媒介的公共空间。这些媒介，既包括——通过高科技、娱乐地——释放疲惫身体里的欢乐“潜能”，也包括——艺术地以及再现地——使身体获得“当代性”的逻辑[v]。此外，它的业务还包括为公司提供“野外拓展”设施，并收纳街头亚文化。等等。籍此，这一娱乐—集中营[vi]似的景观、基于代数计算的经济彻底覆盖了这一带土地的几何图形，并重新组织一种公共生活与社会关系。

从强制性地压制与剥夺村民及其生存方式与生产资料到积极地欢乐地“丰富、强化和提高生命”[vii]，“景观”在很短的时间内长成。同时也完成了至少两种遮蔽，不仅景观所在地（site-specific）仍然在“不为人知地”进行着、国家暴力与私人暴力常常介入其中的租金分配斗争，甚至连“集中营”[viii]这一广为人知，曾/正在囚禁/屠杀特定人群[ix]的非法暴力技术在此也被消解，几近殆尽——它正（在某种意义上）平滑地为同样依赖于监控与门禁系统的消费“公共空间”（装置与文本）所替换。因此，在这里，土地遭到的强制性剥夺与利用及其租金分配不公等等普遍的争论议题之外的其它同样应该被讨论的关键问题浮现出来：生命的剥夺与丰富（补偿），公共空间与集中营是如何神秘地进行——它正在进行这一进程——“同”化的？更重要的，有抵制这一同一性权力的可能性吗？如何抵制？

本文试图在自治视角里——个体的自我治理——抵达这些问题。这里，暂时绕开“礼”，“法—术”，“利维坦”等等以国家统制为基要的各种论述，甚至，避免在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理论假说——个体生命成为权力的特殊领域，成为政治的规训对象——简直令人感到宿命与窒息的氛围里陷得太深。籍《穿》杂志的“命题”——潜能与艺术和自治等之间的关系——本文得以有机会在意大利的两位自治实践者和理论家的论述里寻找解释方法，即阿甘本与保罗·维尔诺。鉴于两位（部分地）基于意大利“自治主义”运动经验形成的观点体系复杂，更鉴于本文作者能力所限，本文不企图全面赘述，而只是循着“如何抵制权力”这一线索来进入问题。

在《来临的共同体》[x]一文中，阿甘本从语言学的角度继续阐释着居伊·德波（Guy Debord）1967年的著作《景观社会》。语言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去蔽与显露它所指的对象，相反，通过形而上的同一性逻辑，通过命名与论断的方式，成为一种自治地运行的预设结构，使得人（直接经验）与物本身分离与疏离，反而造成两者间的遮蔽。“不仅语言在一个自治的领域中构成，甚至它不再显露任何事物，或者往好里说，显露万物之虚无”，景观，一个同样建基于类似语言的预设结构，亦是一个“预设的基础之上的权力”,它正在 “满世界地游荡，而大地上的王国，则一个接一个地把构成国家-形式之完成的民主-景观整治设立为它们的方向”，通过语言、政治与商业同构的主权，将“大地的诸民族驱向一个单一的共通命运”。

以此来看，问题关键不在于，人为何不抵抗“景观”——因为景观意味着人的实践力量与人分离，并叠加于人的世界之上。也因此，问题关键在于，人如何能够脱离“景观”，返回事物自身（thing itself）——包括生命自身？关键在于对新的可能性的利用。可能性存在于何处？存在于 MBA 教室和华尔街占领者共享的形式的“共通体”中吗？存在于作为股东的原村民—新城市人中间吗？或者其他的人……艺术符号介入……法律符码自身的常态危机所敞开的空虚中？需要对“预设结构”——某种程度上可视为“现实”——的遮蔽去蔽。在形而上学中，基于阿里斯多德关于潜能艰涩的哲学思辨，阿甘本得出了一种结论，潜能的存在模式是缺失（privation），是非存在的存在，它所经历和承受的是自身的不存在，而非经历自身以外的他物的被动的潜能。在拒绝对自身的实现中……将自身交给自身[xi]。因此，潜能之不能（potentiality of impotentiality）与不为之能（capacity of not-to-be），拒绝现实化[xii]是关键，如拒绝将知识实现、拒绝制造建筑的建筑师。但是，阅读阿甘本的哲学解决——彻底与所有符码化的归属，彻底和国家的认同脱离，而将生物生命本身当作最高的政治（或去政治的任务）——也就是思考到底什么是生命的纯粹的存在时，阅读者似乎被永久性地拘留在“不存在”（之存在）的形而上的外在（outside）中。

另一位来自意大利的自治主义者 Paolo Virno 则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有可实现之可能的“出离”的解决之道——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阿甘本的潜能哲学所提出的彻底脱离进程的一个实践（praxis）出发点：从既定的语言、政治与生产体制结构中出走，从给定的问题及其给定的实质上同一的二元答案中出走，类似于另一个保罗（Paolo Freire，一位活跃于巴西的激进教育家）的启发式教育，尽管这种出走一定会遇到新的问题。通过考察艺术家与政治实践，以及新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xiii]，Paolo Virno 发现了一种某种程度上正“实践”着“自治”的个体，并以其所蕴涵的可能性形成了其基于艺术创造的概念“virtuosity”[xiv]，追寻这个概念的轨迹，在正在更新的——是语言的亦是政治的；是预设结构又允许个体自治的，既等级地划分/排斥又依赖于关系地合作与生产的——制度中，个体的自治获得重视和鼓励。虽然仍然被拘留在制度里，但仍然，个体可以反过来积极“利用”其中蕴涵、从遮蔽中出现的可能性，将语言能力从生产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新的公共领域，其方法是，对语法预设结构进行偏离，对一个同一的对称辩证进行超越。相比阿甘本——尽管阿甘本也毫不避讳潜能以及自由中的善恶之分，或者混杂——保罗更强调不能回避“非个人主义的参与”中这一个现实：逃离的路上自然地存在冲突与抱怨。在某种程度上，“合作”在冲突中形成，也在冲突中得到保存[xv]，它至少避免还原到原子似的分裂与疏离状态，而继续保持社会性的参与。

无论如何，一种有意地用非规范（非法）对抗规范（法），加上不将自己客体化的个体（主体）具有再出发（出离）的动能，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参考性很强的观看和实践路径。“实践者”已经存在。最为激烈的出离者——比如一个主动将自我流放的（地理的以及市场的）最可能的边缘位置的无政府主义的生态村落/共通体。虽然具体内容对于我们而言是作为一个谜，甚至作为观看者——我们作为这类共通体的外部——思考中诸多的怀疑与谬误而存在，但它产生了一种形式上的启发：脱离国家-市场这一预设结构的可能性存在。或者，类似于情境创造者（Situationist）的漂移、异轨与挪用等策略，艺术与政治（两者在此交汇）在形式上同样也实践了一种偏离和去蔽；或在我们的近处又或我们正卷入其中的，比如由一位拒绝“实现”自己的职业“使命”的建筑师李巨川（同艺术家李郁一起）于2010年首倡，现在仍然在进行的“东湖艺术计划”[xvi]。

这个具有“艺术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平台，不仅以一种巧妙地通过语言（艺术）的自治性在直接的行动尝试受到阻碍的情况下寻得了一条表达异议的途径，保留了参与者继续参与的机会，而且以一种反预设的出离的语言对对身体进行介入的权力语言进行了介入，从而获得了暴露更多未曾暴露之事的可能性（它已经并依然在继续“实现”）。但需要给予充分留意的是，在参与艺术计划的过程中，自身或多或少参与到了“持股-自治化”进程中的参与者现在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难题：面对被从其生存领土——参与者们试图保卫的一个“公共空间”——驱逐的个体-企业家[xvii]们（包括参与者自身），倘若不考虑质疑“财产权”本身[xviii]，“东湖艺术计划”到底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对另一种正在接近我们的、时兴的、看似包容实则是排斥性的、且正日益（精神）分裂的“共同体”进行去蔽，并将它遗弃？

 

 

 

注释：

［i］Hyper-media. “Money has not, however, became only a medium whose circulation and disconnectedness is its message: it’s no longer a medium, a means for circulation of goods, it’s the circulation itself. That’s to say, the realized form of the system in its abstract rotation. (Baudrillard, 1976:41), Money is, then, a kind of pure movement. Gary Genosko, Gary. McLuhan and Baudrillard: The Master of Implos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88.

［ii］齐泽克认为，制度的创新在于对“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私有化，资本主义正从剥削劳动所生成的利润向通过将知识私有化所占有的租金过渡。从物质生产向符号生产的过渡，也导致了从中心-等级制逻辑向自我组织和多中心合作的逻辑的转变。“资产阶级”放弃了“非功能性”，被重新功能化为工薪管理层，参与“管理资本主义”的运行。而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等级制试图使自己的优越关系不再具有侮辱性。华尔街愤怒的占领者，并非来自血汗工厂的工人，而是来自在这个管理阶层等级制度里占据次属地位，害怕被还原为无产阶级的管理者。http://www.lrb.co.uk/2012/01/11/slavoj-zizek/the-revolt-of-the-salaried-bourgeoisie

［iii］讽刺的是，在东湖填埋事件中，“秘密”进行的土地交易——只发生在地产开发公司，政府（其中政府不同的利益部门在此斗争），村民（其中存在各种形式的分化：村庄管理者，强者与弱者，长期定居者与回迁者）以及包括警察，城管以及黑帮在内的暴力权力之间—是以一则以环境危机为标题与主要内容的新闻被揭露出来，从而引起（部分）公众关注与愤怒。

［iv］根据相关的法律，涉事土地之外的公众作为非直接利益相关者，被排除在了法律诉讼主体范围之外，不可能通过法律来保存一个存在于学术，甚至，即便是行政管理条文里的“公共空间”。

［v］让我们想象一下华侨城在其开发计划中所包含的“当代艺术中心”……

［vi］ “集中营”在百度上的搜索结果，除去相当少的电视剧，或者历史百科与政治和军事有关，绝大多数都与娱乐有关。

［vii］ “福柯认为，权力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机制，目的是丰富、强化和提高生命”。 《生命权力： 福柯与阿甘本》，（美）凯特·吉拉尔 著，黄世权 靳琦 译，载《生产》第七辑，汪民安主编，第6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viii］请允许我在此处置换名词——“欢乐谷”自身并未将自己描述为“集中营”。这是阿甘本对政治权与主权，生命政治进行论述的特殊领域。

［ix］不同事件中，根据特定划分方法进行分离与隔离的人群。既包括纳粹集中营，也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劳改营，更不用说，一切非法监控与囚禁技术，比如对上访者的非法囚禁，或者逐渐密布起来的街区摄像监控网络。

［x］《The Coming Community》（ “来临中的共通体”），Giorgio Agamben,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London,1993. 本文在阅读过程中参考了王立秋发布于网络上的（初）译文。其他参考文献亦见《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by Giorgio Agamben, Edi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以及《生产》第二期(2005)，第七期(2011)中刊发的相关译文等。

［xi］ “Contrary to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potentiality that is annulled in actuality, here we are confronted with a potentiality that conserves itself and saves itself in actuality. Here potentiality, so to speak, survives actuality and, in this way, gives itself to itself.”中文引自《论潜能》，阿甘本，邱瑾译，《生产》第二辑，汪民安主编，P27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xii］通常我们所理解的，现实化正是“潜能”之词当前运行的预设方向：土地在资本市场上实现的潜能（租金），人的在等级制体系中向上运行，或者利用自然/自身之潜能（后者通常被置于“竞争力”的评估之下）。

［xiii］在 Paolo Virno 看来，新的生产方式同样与对语言与“一般智力”的占有，生产以及私有化有关，与资本主义允许并依赖于“创新自治地发展”有关。

［xiv］根据韦伯词典，Virtuosity 的释义是 1 : a taste for or interest in virtue 对艺术品或古董等的鉴赏与爱好 2: great technical skill (as in the practice of a fine art) 艺术实践中的精湛技艺。而 Paolo Virno 描述的是这样一种行为：“首先，它在自身中得到实现及找到其目的，而并不将自身客体化一种成品；其次，它是一种需要他者—仅仅以观者在场中存在的—的存在。” “Firstly，finds its own fulfillment and its own purpose in itself, without objectifying itself into an end product. Secondly, it is an activity that requires the presence of others; it exists only in the presence of an audience.”（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Los Angeles/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而在其《诸众的语法》之后出版的 Jokes and Innovative Action 一书中，通过结合笑话的创新模式与出离（Exodus），它为 virtuosity 的实践提供了一个例子，即通过 displacement（移位）的方法，在谈话已经在限定的轨道上进行时，突然转化话题，用“谬误与错误推理”揭示语言之谬误，引申到政治层面便是，通过协商和抵抗的非辩证形式背叛任何对称的辩证运动。（2014年修改时再注：Virtuosity 究竟该如何翻译中文，在2012年写这篇“散文”时，对于我而言是一个难题，那时候理解还限于“精湛技艺”。现在，在稍稍对“创意经济”有所了解后，能确定现在，“无所不能精湛技艺”应似乎是一个更接近通往 Paolo 的阐释的、也是一个更有助于便于我们对当前的经济社会的变动或转型进行理解的词吗？。）

［xv］“非个人主义”的此处蕴涵着黑格尔式 “否定”的含义：保存与超越。在维持个体独立性的同时进行面向“将来”的协商与合作。

［xvi］由武汉艺术家、建筑师李巨川和艺术家李郁共同发起。欲知详情和实情，请前往 www.donghu2010.org 访问。

［xvii］此概念参考了 Maurizio Lazzarato 的“intrepreneurentrepreneur”的提法。其即将出版新书《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中将有更完整的论述。

［xviii］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What’s Property?）， 孙署冰译，商务印书馆，1963。

 

［本文原载于家作坊《穿》杂志第三期（“有种”主题），2012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