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你的”欢乐谷——我们该如何“享用”？

天平

 

 

2010年6月，就在武汉东湖地区即将成为商业开发的一块“飞地”之时，李巨川、李郁等人发起“每个人的东湖”计划第一回（http://www.donghu2010.org/2010/），以艺术介入的名义和方式（含艺术活动展示及其他）对此表达异议。“他们向所有人发出邀请和建议：让我们立刻去接近东湖的湖岸和水面吧，也许这是我们自由地享用东湖的最后机会。”泼先生互助计划（http://site.douban.com/108521/room/47929/）相关文案写道，“尤其对于东湖北岸而言，不久之后，将成为高端成功人士享用的‘生态低碳社区’，尽管有欢乐谷以及生态公园接纳着公众的快乐，但如此快乐对于酒店和高端住宅来说，不过是一种看似和谐的商业景观而已（http://www.douban.com/note/217795122/）。”文案接着说：“‘每个人的东湖’这几个字，清楚宣称了东湖的公共属性，如此属性决定着它不能被任何力量以任何名义从公共的领域里划分出去，东湖不是商业的生日蛋糕，也没有快乐为这样的生日宴席哼唱生日歌。”

没有丝毫悬疑，在众多艺术家的艺术介入过程中，生态低碳社区和欢乐谷及生态公园均步履坚定、势不可挡地成为现实。而2012年6月，东湖计划第二回启动，题目是“去你的欢乐谷”（http://www.donghu2010.org/2012/）。这个题目像是个祈使句又像一句咒骂。但骂声“去你的”是东湖计划不得已的结果么？我情愿不这样理解。

在第一回的行动中，我们知道，如仅仅聚焦于这块土地在现实中的占有及其使用的权利问题，那么计划的针对就会遇到某种逻辑困难。这是因为生活中任何事物的“享用”，都需要某种形式来发展完成，其实现形式须依照享用者的条件、能力并与之相匹配，所以“享用”必然会表现为其形式上的个异和形式上的不平等。如时间设置给生命“享用”自身快乐的规定性，青年人大多可以享有飞速奔跑的快感而老年人很少有此可能。于是说“享用”是复杂的和难以探讨的也不为过，“享用”的实现一直是个难题。我们这里会清楚的看到，这个难题的解决，似乎没有比资本商业模式做得再好的了——可以简要的说，资本商业模式正是利用了这个基本逻辑，分离并制造出关于“享用”的生活机制和快感模型，进而改写并严格限定了享用的含义。泛泛形容，它提供从无限多的个异形式中抽象出来等价物，而“享用”即是去形式消费这些等价物。这种对抽象等价物的“享用”显得安全、恒久、秩序而没有意外——应该承认这种方式也完全可以等价大多数人们生活梦想了。对东湖而言，欢乐谷已经建成投入运营，它仍然是武汉的一个名地，并且没准儿要继黄鹤楼后成为武汉的LOGO之一，只要肯支付180元门票，它还是“每一个”人的。从消费的角度，它使每一个人（不仅仅是武汉市民）都能够获得对其进行象征性占有及“享用”的使用权利，使我们获得了一种被指派的牢固的享用形式秩序。不难发现，我们很难超越时代提供的限定进一步思考“享用”本身——这里的“享用”反对自由使用，我们已身处“使用的无能”中，随后身处无能消费的愤怒中。这也正是阿甘本在《亵渎颂》（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487884/）里所指出的“对某种使用、寓居和经验的不可能性”。

在此，我理解的东湖计划，所表达的是一种激进的意图了。这个意图并不也绝不在于对一个具体地点的争夺，因今天一个具体地点的意义也被抽象化了，而争夺的结果，最完美的抽象化解决方式当然就是生态低碳社区与生态公园的建设——作为生活意义的等价物反过来指导生活。 因此“每个人的东湖”计划的激进之处，是用形式的多种个异“享用”反对等价物形式的“享用”——用平民式的享用形式反对高端成功人士享用形式，因后者将以“高尚生活”之名剥夺前者“自由”使用该地的形式。“每个人的东湖”将以每个人（公共属性）的名义对抗部分人（商业景观）处理“享用”的可能。尽管不可否认住进生态低碳社区是件幸福的事——但“每个人的东湖”最终是在发问：何谓“享用”？今天是否到了个体生活的自由使用的时刻？最后，无论事实怎样——你如何去到“你的”欢乐谷？这或者才是“每个人的东湖”内在的祈请。

艺术家袁晓舫的十分平淡的摄影记录《寻欢》部分，触及了这个主题。《寻欢》是随手拍的图片文献，记录了一些普通人在环湖路边上略显温情的日常行为，他们相当满足于当下而自得其乐。似乎袁在作出一个提醒，幸福其实唾手可得，只要你与世界拥有一种亲昵无间的感觉，你已经在以你的方式“享用”生活了；但只须反过来一转念，这“享用”感就会迅疾消褪，你将从你的“欢乐谷”中被抛离出去。同《寻欢》在表达上的含糊一样，矛盾重重也是必然的，只有资本商业模式才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但也正在于此，“每个人的东湖”矛盾重重的概念在心灵上的困难——对“享用”的思考会连带出更为根本的对人生认识的击打。成就“每个人的东湖”的前提，就是我们每个人首先都要作为单独的自己存在（个异），艰难而不妥协地认证自己的幸福所在及应当支付的代价，才可能得到以自由为名义的发展完成。如果没有这种困难，不通过同样困难（甚至无力）的艺术表呈，也许被指派的现实就不再有被激发出来的思考，那么任何改变的企图和必须的改变也将不再有了。

 

袁晓舫《寻欢》图片

 

袁晓舫《寻欢》图片

 

袁晓舫《寻欢》图片

 

计划发起人李巨川曾说：“我们并没有奢望这样一个艺术计划就能影响事情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在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们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东湖发生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方式可以使这一社会现实更加清晰和强烈地凸现出来。艺术的方式并不是要解决现实的问题，而是可以使现实的问题，现实的种种冲突和困境显示出来。这也是一种抵抗，它也许还是一种更为根本性的抵抗，但是，这样的抵抗应该一直持续地进行，并且需要来得更有力一些（载《美术文献》2010年第10期/总67期/ http://www.douban.com/event/12112039/discussion/37512171/）。”然后，他明确解释道：“艺术没有能力对具体的社会现实进行直接有效的干预，社会现实只能通过直接的社会行动来解决，但是艺术却是一种能够始终与各种人类制度、各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相抗衡的持续的力量。……就我们这个计划来说，其实并不是艺术干预社会，艺术在这里是作为弱者的个人表达自己意见的一种方式，也是作为弱者的个人表明自己存在的方式。艺术是作为弱者的个人在各种权力和制度统治的世界中获得自己所需空间的方式（同上）。”很清楚，“东湖行动”并不是改变社会现实的具体方式，而是要作为一种“艺术项目”装置在社会之中——作用于网络平台上“项目（project）”的意图施受者们的内心（1）。“艺术项目（之记录）”是不可能完成的未来的期待的替代物，——正如“真正的爱情”一词之所谓那样——“项目”指向的可能对立于现下现实，使其所指向的意图珍贵起来。这是一种期待的保鲜形式，也是一种宗教情感的返魅——目的则在于，一定要拥有超越当下现实的那种力量。毋庸多说，这就是艺术的该然本义了。

李巨川的愿望也许是，“每个人的东湖”不妨脱离具体的事件与地点而延伸下去，成为“个人抵抗各种权力和制度”的持存“自己的东湖”的内部力量。当改变社会现实的任务，离奇地交给了本无须为此负责的艺术的时候，不得不，“艺术在这里是作为弱者的个人”，来发出了它/他绝对担负不了的强思考的声音；这个强声音此刻就是：去“你的”欢乐谷——我们该如何“享用”？

 

2012.8/修改于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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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参见鲍里斯.格罗伊斯《走向公众》“项目的孤独”一文。

 

（本文来自：http://www.douban.com/note/229950171/ ）